半岛官方网站百年前的中国女性如何健美与运动？游鉴明引述了美国历史学家伊沛霞的话，来为自己写的这本《运动场内外》开宗明义，而这本书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既从性别视角出发还原女子运动在近代社会环境内的种种切面，也从更宏大的社会和国族命运来反观女性在近代的处境变化。

　　如很多推荐者所言，这本书胜在完整和细致。这本书选择中国输入女子体育教育先行区之一的华东地区为研究对象，梳理该地区近代女子学校在近代女子体育教育领域的办学实践、示范的功能，再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初创期的成长印迹。虽是论文，却很生动。想到这不过是很多人的母亲、外婆（最多是太婆）生活的年代，虽不是每位女子都有上体育场的机会，但它已然代表了包括女性社会角色在内的诸多新变化的发端，《运动场内外》为对这些历史好奇的读者提供了一窥究竟的机会。

　　在本书进入尾声时，我对该如何做总结，竟然有些彷徨。贺萧（Gail Hershatter）撰写《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这本书时，试着从庞杂的史料中梳理出有条不紊的故事，但她仍鼓励读者回头翻阅这些资料，思考可能的解释，并想象史料中的知识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被记忆、再创造、再叙述。她认为，经过不同的阅读和倾听，或许读者可以明白娼妓的声音和行为。高彦颐也发现，随着缠足的出现，和缠足有关的文献和物质资料多得惊人，而且资料之间充满矛盾、重复；甚至在漫长的缠足历史中，人们的实际行为和所有的论辩也都相互纠缠。因此她在书中刻意摆放着一些彼此冲突的观点，没有为这本书做盖棺论定的结语，而是创造开放的空间，让读者自我思考。其实，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出现多元、相异话题的，不光是娼妓和缠足，研究近代中国其他女性议题的学者都有同样的经验，白保罗（Paul J. Bailey）的民初女学生，许慧琦的新女性形象，连玲玲和陈欣欣（Angelina Y. Chin）的职业妇女，梅嘉乐（Barbara Mittler）、顾德曼（Bryna Goodmam）和林郁沁（Eugenia Lean）的公共论述中的女性，罗久蓉的女汉奸与女间谍，分别透过各种女性的形象、工作性质，呈现当时的如何复杂化女性。

　　近代以女性为中心的议题，之所以如此百花齐放，是因为女性不再不可见。研究宋朝女性史的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试图从两幅画中寻找女性的身影。在宋朝画家张择端描绘开封街道的画里，她发现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都是男人，唯一的女人，是一个坐在轿里往外张望的女人；而在另一幅描写汉朝才女蔡文姬被俘虏十二年返回家乡的画中，伊沛霞看到虽然有一群女人走出家门迎接蔡文姬，但这群女人仍是在陌生人不能接近的内墙里。这两段叙事告诉我们，传统女性是不容易被看见的，不过，相对于传统女性的难得被看见，近代女性却处处可见，但也因为无处不在的女性身影，让社会大众有机会以各种角度去诠释女性及与女性有关的各类议题，于是产生众说纷纭的现象。而近代女性的体育运动或运动竞赛，更是公开示众，留下的文字资料或图像资料超乎想象，也因此，要用这些不同来源的史料拼出完整的近代女子体育的历史，或是提出定论，是不容易的任务，即使我处理的仅是江南地区。不过，我还是通过每一章的小结，回答了导论中抛出的问题。

　　严格而言，本书称不上体育史专书，也不是一本完备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论著，但如果这种多元视角的研究方式能扩大体育史研究的视野，那将是本书的收获。在这里，我将回到本书的基本关怀，也就是借由本书，归纳出在女性史研究中较受关注的四个议题，并进行讨论；此外，目前晚明到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尚缺乏主题连贯性的观察，但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女性的许多活动或表现方式是承续而非断裂的，因此，我也试图就这四个议题，同以前的研究成果相互对照，并寻找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其一，我提出的是对规训的讨论。研究身体运动的学者，主要以“规训”来看待人类身体的改造，政府、学校机构成为驯化身体的主导者。对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因为要让近代女性的身体达到强种、救国或美丽的目的，的确必须经过有计划、有规模的锻炼，虽然传统女性已经懂得如何强身，而靠具有武功的身体保家卫国的例子，也被记载在史传中。不过，近代女子的团体运动表演、田径或球类比赛，不能单靠个人的力量，以至于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强制性的训练，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发源地——学校，理所当然成为规训女子体育的主要场域。

　　然而，规训不全然是被动的接受，透过江南地区女学生的活动，我们清楚地看到，被要求接受身体训练的女学生中，有人自我规训、有纪律地运动，有人则规训其他女同学。不少女学生自治会为了鼓吹女子体育，除了组织运动团体、举办课外运动竞赛，还订定各种运动规定，强迫同动，与学校的体育政策桴鼓相应。例如，为了鼓吹放胸，有自治会无视同学的感受，与学校执事者一起进入宿舍，搜查同学的私人衣物，撕毁她们的小背心。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如果规训是权力的展现，那么对中国的女子体育来说，支配身体权力的，不完全是父权或男权，女性潜在的权力也不容小觑。

　　事实上，女性规范同性的例子，不是近代才有，从前由女性书写的女教书，便是由知识女性去规范其他女性的产物；而受近代教育的女性，她们掌握权力的机会和人数，远在传统女性之上，因此，她们不只通过书写，还通过组织、行动和团体的力量更彻底地规训同性的身体。从这里，我不禁想问：是谁赋予女性宰制同性的权力？这与男性宰制女性有何不同？

　　其二，是分析“观看”这个现象。传统女性打马球或摔角运动，是在众目睽睽下演出的，但那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常举行，观看的人也有限。近代女学生的身体运动，却是学校、地方乃至国家的例行活动，经常需要公开展示运动成果，于是运动的女性不能回避大众的眼光，包括现场观众，以及间接从报刊观看运动照片的读者，那么“观看”在她们身上，具有何种意义？和规训一样，“观看”被认为是一种权力形式，被看的人则处于弱势。有学者认为，因为“观看”的权力由男性掌握，所以在“男性凝视”（male gaze）下，女性居于“被看”的弱势位置；但也有学者指出，女性也同样在“看”，她们既是“被看”的客体，也是窥视的主体。

　　从清末到1930年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所衍生的观看行为，在记者、漫画家、论评者笔下，充满各种复杂的现象。早期观赏运动会的观众并不多，观众席井然有序；到运动竞赛越来越普遍的1920年代末期，因为运动场的扩建，观众人数的激增，看台逐渐变得失序、混乱，观众闹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变了调的场面，除了和比赛的竞争激烈有关，有部分原因是观众喜欢争睹女运动员的风采，于是记者、论评者和漫画家把男性观众对女运动员的凝视，用极尽讽刺的方式投射了出来。在男性凝视下，的确有女性不敢运动，但有部分女性则非默默承受，大体上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女子体育正在起步的时候，女性摆出禁止观看或不愿意被看的态度，如：天津严家家塾采用男女学生轮流使用操场的方法，上海光华中学在女学生的专用操场围上篱笆，这都是为了防范男学生观看；而《女界特别现像〔象〕》这幅画的副题，写着一位在自行车上耍把戏的旗人妇女，痛骂拍掌叫好的男学生；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男女学生因为游泳池的使用，大打笔战，也是为了不让男同学观看。如果说“被看”是弱势，那么在男学生观看的过程中，光华中学的女学生从弱势转为特权拥有者，旗人妇女和交大女学生则不甘示弱，力争不被男学生观看的权力。另一种是运动竞赛变成热门活动后，运动女性逐渐能接受大众的凝视，于是由不愿意被看转成愿意被看。运动选手在运动会上刻意打扮，在摄影机下摆出健美姿态，或是提供写真照给报刊等行为一再说明，女性不全然是被观看的客体，有时她们还掌控了观看的权力。这则女校赛球的故事，正是最好的诠释：

　　正当对方把球开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女运动员很敏捷地迎着接了过去，可是因为男子们的狂叫，使这位女运动员更加花枝招展似的，以一种婀娜的态度接了过去，可是结果扑了一个空，这女运动员竟哈哈大笑起来，引逗得在场的男子更加哄然狂叫，而且竟拍起掌来。

　　其实，观众群中的女性，也同样注意女运动员的一举一动，这则故事便出自女性手笔。因此，当男性凝视女性时，显然不能忽视女性也在一旁凝视着女性。

　　除此之外，在传统时期的灯会活动中，游观的人既看人，又展示自己给人看，而近代运动会更为人们提供了“看人”和“被看”的机会。记者发现，有的男性观众竟把运动会当成择偶的场域。他们凝视的对象不仅是运动场上的女运动员，还包括观众席上的女性；而带着这种企图进入运动场的，还有女性观众，她们也试图在运动场边引起注意。至于离开运动会的一般运动场所或游泳池畔，也不乏同样情形，对女性渴望被看的心态，漫画家曾有巧妙的描绘。无疑地，观看女子运动的各种例子已明白告诉我们，“看”或“被看”的权力并不是男性独有的，而是操纵在男女手上的。

　　其三，析论女运动员的形象问题。随着读书、放足、就业女性的出现，清末女性形象有很大转变，特别是在高唱“救亡”“保国”“强种”的国族论述下，女性角色从在家相夫教子的女子，转成必须参与建国工程的女国民或“国民之母”，而在军国民的弥漫下，更出现“英雌”“女杰”“女英雄”“女志士”等名词。一时之间，女性形象充满阳刚气息，而最能够呈现这类形象的，就是通过运动改造的女性，运动为她们打造了“尚武”的身体。到了新文化运动前后，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的形象，逐渐取代尚武女性的形象，虽然军国民逐渐退场，但由于中国仍面临内忧外患，在国族意识持续笼罩下，她们也被赋予救国的责任，只不过，相较于清末民初的女性，她们有更宽阔的发展空间。以身体运动为例，这时期的体育教育讲究多元，再加上西方健美体育观的传入，时尚的健美形象自然备受青睐。

　　无疑地，尚武和健美形象是随着时代孕育而生，并与国外接轨的。但其进入中国之后，有些部分被过度夸大或不断复制，各种与女性有关的书籍、刊物、教材、小说、戏曲、运动歌曲、广告、电影、漫画等，以植入性方式，把这两种形象带给女性。因此，清末民初的街头出现做军操的女性，1920到1930年代，游泳池或球场已有不少展现健美身体的女性穿梭其中。而被认为最能体现尚武精神和健美典范的，是运动场上的表演者或选手，许多新闻记者以全方位方式介绍这群新女性形象时，喜欢把“尚武”“健美”套用在获胜的女运动员身上，因此，透过媒体，中国女性的运动形象呈现出性别交错的特质。但不可否认的是，健美形象中的“美丽”这部分得到更多的青睐，翻开《女运动员》和《女运动员名将录》这两本画册可以看到，它们不是记载女运动员的运动成果，便是展现她们的容貌或身材；即使是在国外的媒体上，看到的也是女运动员的美丽外貌。在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虽然杨秀琼的游泳成绩不佳，但她的照片竟被刊登在德国和法国的两本杂志上，还被誉为“奥运美人”。

　　相对于其他新女性，女运动员形象的建构来源更加多元，包括评论、报道、宣传、图像、广告、艺术等；除此之外，造就女运动员的学校和女运动员的同学也参与其中。在全校师生为女运动员举办的盛大欢送会、凯旋会或啦啦队的组织中，虽然看不出他们赞赏的究竟是尚武还是健美形象，但可以看到“女运动员”这个身份，让女运动员成为师生崇拜的偶像，而且是能为学校带来荣耀的偶像。另外，张贴女运动员的照片，或把自己包装成女运动员的这些举动，也都显示出“女运动员”魅力十足。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主演体育影片《体育皇后》的女主角黎莉莉，她经常穿着运动服出现在运动会上，或是进入校园，和女学生一起打球。这固然不乏替电影造势的意味，但黎莉莉结合明星和女运动员这两种新女性身份的形象，也成功获得了众多学生，甚至女运动员的仰慕。有意思的是，这和晚清的妓女打扮成女学生的心态不谋而合，都是借由新女性形象，博取大众注意。

　　不能忽略的是，当我们都关注运动女性形象如何被建构的时候，被建构者其实也在不断为自己的形象创造更大的爆发力。女运动员挑战体能极限，不断打破运动纪录，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则是利用身体引领。比如1930年代的全国运动会中不同地区女运动员在妆扮上的相互较量，比如杨秀琼一袭引人遐想的比基尼泳装，在在呈现出女运动员如何利用形象自炫。研究表明，女性对自我形象的凸显、自炫，在晚明的消费文化、晚清的都市生活中，从妓女到闺阁女子，都有迹可循。尽管时代不同，但当都会时尚、身体文化、商业消费和女性形象结合时，我们便得到了一条纵深研究的方向。

　　不过，许多研究发现，早在传统时代，只要女性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批评的声浪就会纷至沓来。过去是士大夫用礼教告诫这群女性；而近代女性虽然被鼓励放足、上学和外出工作，可一旦超越性别界限，一样会受到批判。从我前面列举的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不管是女学生还是各行各业的新女性，她们的行为道德或穿着打扮，无不被放大讨论；而众人瞩目的女运动选手，更不曾被轻易放过。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群论者或记者合理化他/她们对女运动员形象的评价时，似乎忘了他/她们是通过窥视女性身体或进入女运动员私密空间而发声的。这种把私人问题转成公共论述的情形，在近代中国界形成一种特色，而内容的夸张、复杂，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可以说这是以来中国人追求思想、身体解放的一种狂热，也可以说是公论空间提供给人们尽情宣泄的管道，因此，性别议题的公私界限，几乎不复存在。顾德曼对这部分做了详细阐述。

　　坦白说，媒体对女运动员的批评，有时并非无的放矢。只不过，有些记者为了报刊的销路，不是紧抓女运动员的小道消息，便是制造各种新闻，重创了女运动员的形象。尽管其他国家也一样批评新女性、摩登女性，然而，中国媒体提供的各种发表空间，让编者、读者、记者，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大众，用文字、画笔、照相机对新女性形象做各式各样的形塑、批判和揶揄，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除此之外，女性运动形象也成为消费工具、性欲对象。广告和电影的宣传，向来喜欢套用时髦话语，引人想象的“健美”形象在这两个行业的过度操弄下往往被混淆了正当性；而把女运动员当成性欲对象，更扭曲了运动论述中的女性形象。例如，四川军阀借运动会的开办，随意召见女运动员。这种比逼视、遐想更进一层的强占行为，经常发生在以来的部分军阀身上。他们对新女性图谋不轨，和传统土豪劣绅强夺良家妇女并没有两样，这对新女性形象的建构相当负面，更是女子体育的倡导人所始料不及者。

　　我之所以对运动女性形象建构，以及建构后所带来的问题长篇大论，主要是因为有关女性形象的论著，不管在中国还是西方性别史研究中，均占很大部分。我试图从女运动员这个视角，找寻相通或不同的部分。可以确定的是，运动女性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关注，而近代中国的空间和部分军阀的行为，却让她们的位置游移不定。

　　其四，探究女性主体的问题。和女性形象一样，女性主体也是女性史研究的热门话题，过去将女性看作受压迫者的论调，因为后现代、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的影响，不断受到挑战，对中国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的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在中外学者深入挖掘下，女性形象出现新的面貌，我们看到这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但创作诗文，还从事艺文交流，甚至行销自己的作品，这种积极、主动的表现，颠覆过去大家对女性的单一观感。除了才女研究，也有学者从清代一般家庭妇女的婚姻及妓女文化中，找到女性的自主性。进入近代，女性的自我呈现更是无处不在，其中，通过身体运动追求自主的女性，和女作家、女学生、女权运动者或是各行各业女性的主体呈现不尽相同，她们所展现的自主性，远超过同时代的许多女性。

　　尽管运动女性的形象被利用、滥用，但从前面对规训、观看的讨论中，大致可以看到她们如何为自己或同性规划运动，怎么去拒绝和接受观众对自己身体运动的凝视。除此之外，对喜欢运动或经常参加运动竞赛的女学生而言，为了争取运动时间和空间，她们不分日夜地苦练，甚至不顾女性形象，夺取被男学生独占的运动场地；为了展现运动实力，她们跨越性别界限，和男学生一起运动，还向男学生挑战或接受他们的挑战，拟男运动、男女共赛往往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虽然有些人反对这样的运动方式，然而，她们在性别界限中找到了主体。至于有运动专长或出身体育学校的女学生，她们更勇于展现运动的身体，在各种运动竞赛中，不时有出人意表的成绩，甚至超越了男运动员。

　　重要的是，当女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挑战男性的时候，社会各界也帮她们撼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价值。除了来自学校的各种礼遇，在华东举行的地方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中，运动员的出场顺序、领奖先后，乃至宿舍的安排，都是女性优先；而杰出的女运动员或女球队，还受邀到各地表演，甚至出国演出，享有许多男运动员没有的“特权”。无疑地，这些特殊待遇都是为了倡导女子体育，更明白地说，是为了让女运动员能替学校、地方、国家争光。就是在各界对女子运动的大力倡导下，才让女运动员在开创自主空间时，比起其他女性更加游刃有余。

　　从前述可知，具近代意义的女子体育，除了影响中国女性的身体运动，还连带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历史、社会价值，以及中国的两性关系。那么回头审视影响中国女子体育的源头——西方女子体育，是否也冲击了西方女性的历史，带来两性问题和新的社会观呢？为与中国相关的问题相互比较，此处就“凝视”和“形象”这两部分进行分析。

　　虽然西方是近代女子体育的先进代表，但在女子体育推动的初期，西方各界对运动是否会影响女性形象，充满不安和焦虑。例如，应该采用何种运动方式？是否要比照男子体育？如何防范公众对女的凝视？这些都成为热门话题。

　　以运动方式来说，在1920、1930年代，中国才沸沸扬扬地讨论这些问题，欧美各国却早在19世纪中末期和20世纪初期，就相当关注。尽管每一个国家接受女子体育的时间不一，看法也各有差别，但相同的是，一开始各国的观念都相当保守，认为运动能保持女性身体的优美，然而学习男子运动或竞赛运动，容易造成男子气。还有论者不是认为女性身心不如男性，便是担心运动会造成女性不孕，法国的卫生专家甚至警告骑自行车的女性，自行车的震动容易导致膜破裂。以当今的眼光看来，这些论调或许幼稚无知，甚至充满性别歧视；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正是因为近代体育在西方萌芽，再加上社会风气还未开放，才出现了既赞成锻炼女性身体，又害怕运动会伤害女性特质的矛盾说法。最重要的是，这类论调也给中国带来不小的影响。

　　除此之外，和中国一样，他们对男性观看女性运动，也做了强烈反应。1896年，美国西部学校举行女子校际篮球赛，规定男性观众不得进入比赛大厅，结果有一位男性因为靠近窗户，引起一群女性的不悦，在她们的嘘声中，这位男性仓皇逃走。1901年，美国柏克利（Berkeley）妇女教育的赞助者，为了为女性提供不被的运动空间，还特别打造有围墙的户外篮球场。另外，根据《教育报》的调查，美国女性做体操时，是不准外人参观的。

　　至于女学生的运动服装，更让西方教育者伤透脑筋。19世纪末的英国，只要有男性观众在场，女学生就必须全副武装，不仅穿着长裙，还得戴着手套和帽子。自行车问世后，各界对女性该不该骑车或骑车时应该穿什么服装，又有极大的争议。1890年代末期，一位高中女生因为骑自行车，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家长为此向学校要求，凡是骑自行车的女学生，应该注意裙子的长度；之后，有一所学校——爱丽丝·奥特雷学校（Alice Ottley School）——规定，女学生骑自行车时必须穿长裙，并把靠近脚踝的裙边用松紧带套牢。直到20世纪，女性的运动服装才不再保守，而且日渐简单化：先是灯笼裤取代长裙，接着是短衫短裤登场。从女性运动服装的演变过程看来，中国和西方大体相同，都是由长而短、从繁复趋向简单；但在演变初期，女运动员过度暴露的穿着也同样引起非议。

　　由于西方女子体育从学校出发，为了维持这群来自中上层家庭女学生的形象，除了在运动空间和运动服装上采取保护措施，有的国家还把女性运动做了阶层区隔，比如，当自行车风靡欧洲时，有英国人提出上层女性不适合骑自行车的说法，并指出骑自行车是下层女性的运动，会让女性缺乏美感。不过，英国人的这个观点在中国却遭到挑战，自行车刚在中国出现时，爱好骑自行车的女性，有女学生，也有妓女，虽然曾引来群众围观，但并没有带来阶层的论争。至于体育阶层化的问题，尽管也有中国人提出讨论，但他们却是站在国族主义的立场批评来自西方的近代体育的，他们认为昂贵的近代体育用品或设备让体育无法深入民间，西方的近代体育只是贵族化的体育。

　　西方女子运动观到1920年代逐渐产生变化，各国的观点也出现分歧。例如德国和不再反对女子参加激烈竞赛，但西方的部分学校仍然不赞成女子参加竞赛活动。以法国为例，在全世界都着迷于运动竞赛的1930年代，法国的部分女子中等学校却把体育课当作选修科目，而且大多数的田径赛禁止女学生参加。美国的一些学校则连校际球赛都不允许女学生参加，因为这些学校担心男子比赛场中的喧哗失序，会出现在女学生的比赛中，致使女学生的形象遭到破坏。而在意大利，不但教皇反对女子运动，连政府也禁止女性参加国际运动竞赛或赛跑的训练。

　　不过，随着社会性别生态剧变、运动竞赛普及，以及女运动员不断创造佳绩，一些反对女性做剧烈运动的国家渐渐改观，不再塑造弱势的女性形象，并且强调女性的身心并不亚于男性。比如法国的富家女开始学赛车、驾船、开飞机；美国的学校也在无法禁止女学生热衷运动的情况下，鼓励女学生参与竞赛活动，史密斯学院便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尽管西方国家逐渐认同女性在运动场上的能力，但多数人并不希望女运动员男性化。法国的新闻界对女运动员的报道还是偏向优雅美丽、有女人味的一面；在美国，身材魁梧、动作像男孩子的女运动员则经常受到记者揶揄；而相当重视女子田径运动的德国，除了反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化的女人违反健康美的自然规范，女性主义者也主张以适度运动，展现女性的健美。反观中国，记者打造的女运动员形象，虽然也和西方一样，强调健康美或女性特质，但并没有忽略具有男子气的女运动员。

　　无论如何，体育运动为西方的女性改写了历史，过去被遮遮掩掩的女性，可以公开露面，运动杰出的女性更受到各界仰慕，被视为社会典范，而女子运动则成为商业广告的热门卖点。例如，1905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以手持高尔夫球杆的男性和拿着网球拍的女性为背景，在Harper（《哈泼》）这本杂志刊登广告。1933年，美国纽约联合新闻社发起从全国女运动员中选举“运动皇后”的活动；1934年，美国网球界更票选出一位“体育皇后”。这些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中国，促使中国社会性别观念发生了改变。

　　严格来说，以上只是概括分析，因为西方各国不但对女子体育的训练方式或接受程度不尽相同，而且每所学校的运动策略也有差别。然而，通过对这些片段的比较可以看到，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关于新女性形象的建立，在不少方面是非常相似的。换句话说，在近代女性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和西方有着共同经验。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地下断语，因为在相同经验的背后，其实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复杂的差异现象，我虽然略有提及，但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因此，在近代江南地区的女子体育和性别史研究对话之外，我也试图将其和近代中国史相互参照。更何况，女子体育的倡导、实践和公开演出，都是属于公领域的事情，和当时的历史演进相扶相依，更不能逸离近代中国史的脉络。在此，我提出三个观察。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问题，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上。清代中叶以后，地域主义不断扩大，到1920年代初期，中国西南各省倡议联省自治，在联邦言论与实际运动两相激荡下，地域主义达到极致，也因此衍生出军阀林立的局面；1925年之后，因北方军阀的火拼，以及国民政府的建立，军阀的势力才逐渐削弱。然而，尽管因地域主义产生的分割不再那么盛行，但地域主义的观念并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里退出，中国人的语言及各种人际关系都和各自居住的地域紧密相系，这种情形在全国运动会中显露无遗。

　　由于全运会是由各省市派代表参加的，所以运动员的出场、竞赛或活动充满了地方性，记者们的运动会报道或会外侧写都注意到地方特性，不少记者就特别留意各地女运动员的服装、妆扮或生活习性。运动员语言的差异也相当普遍，导致第五届全运会的游泳比赛曾发生必须用双语解说的情形。更重要的是，本书探究的江南地区，向来体育风气发达，因此，呈现了体育蓬勃发展的一面；然而，环顾全中国的运动观念和体育活动，其实各地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半岛综合体育，李森到上海读书之前，曾在一个偏僻小县担任体育教师，因为穿着运动服装上街，被当地公安当局认为“有伤风化”，要求罚洋十元，李森只好“挂冠求去”。而即使是江南地区，各地也出现不同的运动风气，第二章提到的邵梦兰，在上海读书时，曾陪同女同学到海边游泳，但她回忆在浙江淳安老家河边游泳的，都是男人，没有女人。不过，运动会也带来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减少了彼此的差异，最显著的是，促进了不同地区运动员的语言沟通。1936年，李森在前往奥运途中，给《时报》的信里便提到，她与的杨秀琼原本言语不通，后来渐渐有了改善。

　　这些因女子运动带来的地方差异，虽然只是小插曲，却提醒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或是地域问题时，如果能在着重于、外交事件之外，增加女子体育或其他与社会、文化有关的议题，应该会有新的发现。

　　第二，我在《导言》一开头便讨论“运动到底是为谁”，而“为了国家”这句话，从一百多年前就高挂在中国人的口中。事实上，为了国家而运动，不是中国独创，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把体育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即使是当今的国际性运动会或球赛，也没有不标榜国族主义的。中国人之所以把运动和国家紧密结合起来，主要是因为战争和动荡不安的政局。清末民初，中国就陷入反满、反帝制的波澜中，而以来的军阀内战，192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事件，以及1930年代日本侵华、经济萧条等内外在干扰，都使得“体育救国”的观念不断被宣扬，学校教育也一再强化体育教育。进一步说，战争和政局让中国人的身体和国家意识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包括向来被认为和救国没有太大关系的女性。只不过，既然体育是为了救国，那国家有没有提供相对完善的体育环境呢？

　　其实，晚清以降，即使在女子教育和体育运动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早就出现了师资缺乏和运动空间、体育场地不足的问题。其中的原因，有部分固然与学校对女子体育的推动不够尽力有关，然而在倡导体育活动和体育人才的培育上，国家难辞其咎。以全国性的体育活动为例，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这类活动多由非官方的体育单位或地方政府推动。此后，虽然由国民政府统筹规划全运会，南京和上海也分别建造大型运动场，但可以彰显国家对具有民族气魄的运动人才培育的行为，却多出自私人办理的体育学校。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从清末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前，颓唐不振的国势刺激了中国人，促使其以体育来救国，但这时期的各种事件和经济问题，也造成体育倡导和实际作为背道而驰的情况，许多地区或学校，纷纷出现体育教育无法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相对于这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女子体育，包括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的女子体育比较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因为和许多同时期正在与世界接轨的各种具有现代性指标意义的事业一样，中国女子体育的推动，无论是为了谁，都不能脱离这背后沉重的历史因素。

　　第三，对于1928年到1937年间的国民政府，学者有正反两面的看法。其中，主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到底以何种态度、策略掌握这十年的政权，以及这段时期的蒋介石是否统一了中国，都是沸沸扬扬地被讨论着的，直到当前，还是热热闹闹的研究课题。在这里，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加入这些论辩，我只想根据本书的一些发现去思考：面对女子体育时，被认为具有威权性的国民政府，究竟抱持何种态度，是否可以借此重新审视国民政府的性质。

　　从当时女性的运动图像可以看出，1930年代的女性不但十分活泼、开放，有些人的穿着打扮还相当大胆、前卫。虽然这只是部分都会女性的时尚表现，但1934年国民政府提出的新生活运动，曾严格取缔女性的奇装异服或过度暴露的服饰，故而又何以对女运动员裸露手臂、大腿的穿着没有限制；而由国民政府大力推动的三届全运会，经常发生运动员斗殴、观众脱序的情况，也不见政府出面管理；媒体对女子体育的描写、对女运动员公私领域的报道，更是前所未有的缤纷多元。如果说国民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力，又何以任凭运动女性肆意暴露，运动员和观众目无法纪，媒体浮夸轻佻呢？

　　就拿本书偶尔参照比较的同时期地区为例，殖民者对运动会场的管理十分严格，要求观众谨守秩序，而啦啦队失序、夸张的场面，更不曾出现。另外，殖民当局对报刊的内容, 向来控制严格，读者看不到记者任情恣意的报道，只能看到沉闷的比赛过程，遑论对女运动员私领域的窥视。然而，不管我们对这时期紊乱的体育现象多么不解，或是感到精彩有趣，都不能忽略国民政府在体育文化和媒体管理上，容许一个自主空间存在的事实。其实，在许多被认为、集权、保守的时代里，有时还是存在一个让民众宣泄的空间的。因此，观察1930年代国民政府的作为时，如果从女子运动的角度出发，或许可以给国民政府不同的评价。

　　综括来说，近代女子体育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女子体育在训练方法、运动观念、竞赛精神、比赛规则、性别区隔和宣传手法上，与西方相差不大，但受中国自身文化和地方特性的影响，有关媒体报道、观众态度、广告内容、女运动员行为等方面，还是有许多差异。另外，中国的女子体育是站在救亡图存的宏大国家论述下出发的，但当女子运动出现在公共场所时，不管是在学校操场、公共运动场、游泳池畔，还是在各式球场上，女性的运动都不只是为了国家，其中呈现的复杂现象，让女子体育的意涵有很大的诠释空间，这也就是研究该议题有趣的地方。